摘要:维护大学的自由和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力求同时实现的目标。但这两者是互相冲突的:为了自由,大学需要保持自治的本色,与社会保持距离;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又呼唤大学走出象牙塔,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处于进退两难中的现代大学,能不能找到平衡点呢?德里克•博克在他的著作《走出象牙塔》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给出许多中肯的建议。
关键词:德里克•博克;基本学术原则;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09)06-0061-05
德里克•博克(DerekBok,1930年),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德里克•博克1951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8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1968—1971年担任法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任美国国家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博克生活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时期,担任哈佛校长的20年间,十分重视本科生教育,强调通识教育和核心课程。富于开拓精神的他,审时度势,锐意改革,重新组织哈佛的管理机构,引入现代管理方法,引领哈佛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博克开放的高等教育观在美国甚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公认为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博克不仅是出色的高等教育实践家,也是一位影响广泛的高等教育理论家。他不断总结在哈佛大学的办学经验,阐述自己的大学思想和主张,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
博克先后出版了《劳动力和美国社区》(LaborandtheAmericanCommunity,1970)、《与核武器共存》(LivingWithNuclearWeapons,1983)、《走出象牙塔》(BeyondtheIvoryTower,1984)、《民族的国家》(TheStateoftheNation,1970)、《美国高等教育》(HigherLearning,1986)、《与哈佛学者的对话》(ConversationswithHarvardScholars,1991)、《政府的难题》(TheTroublewithGovernment,2001)等著作。
《走出象牙塔》成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30多年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此时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已经日益密切,一方面,大学越来越依赖政府、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等外来的经济资助;另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要求以研究和传授高深学问为己任的大学,走出象牙塔并担负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大学走出象牙塔后,如何维护自己的自由,如何对社会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等,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焦点问题。博克非常重视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同时也十分尊重大学的自由,认为大学应该既服务社会又不盲目迎合社会的需求,应当灵活地以适合于自己的正确方式来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为此,博克在该书中详细论述了学者、政府、大学在维护大学的自由和服务社会方面各自应起的作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西方高等教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成为西方论述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经典著作,博克对大学社会责任的论述在世界高等教育界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大学的三项基本学术原则
诞生于中世纪的大学,作为历史悠久的社会机构,一直保持着自治的传统。大学自治维护了大学的自由,对大学的自由做出具有法律效力解释的是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他在1957年斯威兹诉新罕布什州案判例中,认为“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是根据学术理由来自我决定:谁可以当教师;教什么;应当怎样教和谁可以被准许入学,为了社会的利益,除了出于紧急的原因和有明确令人信服的理由,政治力量必须避免介入此类自由活动。”
大学的自由集中体现在大学的基本学术价值中。在《走出象牙塔》中,博克认为,大学存在三大基本学术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
(一)学术自由
博克指出,学术自由是维持大学活力的源泉,与言论自由密切相关。博克认为,言论自由对于大学至关重要,它是实现大学使命的根本,也是捍卫大学目的和大学教师、学者利益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大学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会影响大学对知识的探索和大学师生的创造力,而这是大学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最关键的部分。到了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开始面临困境。首先,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对外来经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大学规模和影响的扩大,财政需求急剧增加,经费的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的拨款、基金会、公司和校友等。各种庞大而复杂的社会资助网络把大学和社会机构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对外有经费的需求,大学的传统中立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博克指出,这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忽视金钱和欲望对学术著作及研究的影响是荒谬的。他甚至断言,在这种背景下,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已经过时了,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学术独立的标准已经不复存在”。
(二)学术自治
博克认为,大学虽然享有学术自治,但政府为了维护公众利益,也有必要对大学进行适当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和限制不能妨害学术自由,否则会损害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博克认为有四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发布命令,强令大学停止有害于公众利益的工作或遵守规定。二是要求大学对于特殊问题,要重新严格审查和研究。三是提供津贴鼓励和引导大学做出政府期望的行动。四是引入市场竞争,实现预定目标。博克指出,以上方法都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和风险,政府官员在采用时必须格外谨慎。为此,博克也提供了诚恳的建议。第一,政府应该防止不合理的干涉行为。在美国,有两类联邦法规从根本上威胁了学术发展,其一是政府试图对大学探索、传播和学习的知识内容实行管制的条例,其二是政府试图左右大学的学术事务,这些规定本身就是错误的,会损害大学教学质量。第二,增加新的服务补贴,特别在政府为了实现某些公众目标时,适宜采用。博克认为,政府不宜对大学制定最低的限度标准,应当采取一些补救办法,但对于一些非常平庸的大学,尝试更多政府干预也许会有所得。
(三)学术中立
学术中立也是传统大学的一项基本学术原则,随着二战后美国多元化大学的出现,强化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这一原则也受到了挑战。博克认为多元化大学是美国特色的创造发明,他不无自豪地说:“在确定其议程时,美国研究型大学会发现自己享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与影响。知识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位于社会的中心,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之重要。我们的大学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仅对美国的年轻人,而且对全世界的年轻人以及各个年龄层次的成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大学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通过录像带、计算机程序、电视教学等现代技术为正在工作或居家的新型学生提供这么多的教学机会。”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爵士也称赞:“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拆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时,他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大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历史已说明这是一次正确的改革,其他国家现在已开始纷纷效仿这种美国模式。”多元化大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也都认为大学应当服务社会。只是部分反对者担忧,大学会因为过分强调社会服务而走入误区。更激进一点的观点甚至认为,大学被动按照政府、公司等外界机构的意愿来服务社会,这时大学的表现就像是“被租用的枪”13,为掌握权力和金钱的群体实现野心或抱负。大学做出这种“贡献”,实际放弃或背弃了学术中立立场。普通公众也认为,大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避免过分介入此类服务,特别是当这种野心和抱负基于非正当利益时。博克指出,防止大学追求功能目的,
这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人提出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分歧在于大学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所承受的负担和服务方式。博克肯定反对者对大学的学术前景和道德责任等的关注,但也称这种担忧有夸大现代大学的缺点之嫌。
二、大学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
博克十分重视大学的自由,认为这是大学始终永葆活力的源泉。但是,他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维护基本学术原则的同时,应当勇敢承担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并对社会问题做出反应。
(一)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知识是中立的,拒绝承认学术研究可能带来的社会责任。这种观念,到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改变。公众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结果,诸如克隆、种族差异等,使用不当可能给人类造成危害。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廓清科学家(研究者)、公众利益监护人的政府和大学的责任,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博克看来,科学家现在已经开始正视和审视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责任了,在研究中会考虑科学发明的利用价值和预测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慎重地选择研究方法,避免损害参与者的利益和使公众遭受危险等。
作为公众利益监护人的政府,对于大学的学术研究也负有一定责任。这一方面是现实中总有一小部分急功近利和不够严肃认真的科学家存在,这些人可能忽略道德的约束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权衡社会的知识需求和人类长远的安全福利之间的关系时,科学家和普通大众存在分歧。因此,美国政府近几十年十分重视对学术研究的管理,并先后颁布了许多法规和条例。对于一些会给人类安全和健康带来明显危害的科学研究,政府应当予以禁止,防止此类研究成果的传播。但是,博克也指出,政府的这种干涉和限制与知识自由传播的基本学术信仰是对立的,除了一些关键性的领域,如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政府不应当过分压制和干预研究活动。
除了科学家和政府,现代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在科学研究中显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也无法逃避其责任,应当为研究成果带来的负面影响负责。因此,博克认为,现代大学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严格遵守政府法律和安全法规,建立道德评估委员会,实行检查制度等。但是,博克也指出,大学管理者对科学研究的监督作用与对大学其他事务的管理和引导相比,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大学的校长和院长如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行走,必须格外谨慎。因为大学一方面要受学术自由原则的严格限定,另一方面受作为研究经费主要供给者、公众利益和安全最终捍卫者的政府的限制”。
(二)对社会问题做出反应
现代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趋密切,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复杂,需要大学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在书中,博克着重分析了以下四类问题。
第一,大学教育机会和种族不平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学院和大学开始以降分或确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名额等方式,优先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反对者认为这种政策给那些本身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损害,同时也损害了成绩较好的学生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博克也认为,大学不能采取一种给予少数民族学生过多优惠的招生政策,不能过于热心地试图提高黑人和拉美裔学生人数的比例,他指出这些并非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最佳方式。
第二,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需求问题。博克认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包括科研领域令人满意的工作待遇、先进的仪器和设备、能促进高质量的研究活动的工作环境、灵活的经费来源、评估和维护研究质量的程序和高尚的道德规范。过去,对于这些条件的满足是不太理想的。随着实用性科学研究的兴起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现在反过来担忧现代科学的绝对规模、复杂性和费用开支会危害学术研究质量。苏联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彼得•卡皮查(1894—1984):前苏联物理学家,研究磁学和低温物理学,获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曾指出:“拉瑟•福德拉瑟•福德(1871—1938):英国物理学家,因对元素衰变的研究获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
去世的那一年(1938年),在我们青年时代曾给予我们无比乐趣的自由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快乐日子永远地消失了。科学已失去了她的自由。科学已成了一种生产力。她已变得很富有,但也沦为了奴隶,她的真面目已部分地被面纱所掩盖。”博克认为,实用性研究和技术转让为刺激技术创新提供了各种有吸引力的机遇,大学获得的回报也促进了学术研究。这种互补关系处理得好,大学可以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积累自身的资源,形成一个良性互补的循环。
第三,对外技术援助问题。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现代大学的对外技术援助活动开展得越来越频繁。大学援助项目的合理性也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博克认为,如果组织和管理得当的话,大学的海外项目对大学和接受项目的国家都有益处,有助于大学自身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也能够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从其他组织和机构无法获得的帮助。虽然大学的海外活动能够促进教学、科研和相关领域经验的结合,有很多好处。但是,对外援助项目也会引发一些道德问题,因此,博克也认为大学在对一些国内社会环境复杂的国家实施这种援助时应当谨慎,防止援助过程中外界力量的过分干预和破坏,同时还要防止利用研究项目服务错误的目的和危害公众利益的企图的可能性。
第四,学生的道德发展问题。博克认为现代大学道德教育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课程设置不合理,不利于学生深入思考社会道德问题和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其次是大学学术研究目的和方法的变化冲击了传统的道德教育方法,背离了对道德标准的评判。再次是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博克指出,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应当通过正确教育和实例教育等方法帮助学生正视自己的个人愿望,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另外,博克虽然认为大学没有为社会树立道德标准的责任,也不赞同对学生进行“思想灌输”,并且一个教师向学生表达自己的道德观也不属于思想灌输,但是教师在为文明社会所必需的高尚道德观念进行辩护时,如对说谎、盗窃等问题不必表现得完全中立,对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讨论,让学生了解自己立场的不妥之处。
三、解读:双重角色的平衡
既要保持大学自治的传统,维护大学的自由,坚守基本的学术原则,又要承担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并对社会问题做出恰当的反应,同时扮演两个互相冲突的角色,这对现代大学来说,实在不容易。
大学要成功扮演双重角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正确认识美国的现代大学,尤其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多元化大学出现后,在这个问题上,传统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传统主义者认为,随着大学与社会距离的拉近,大学的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大学自治的传统正一步步地被削弱,大学的三项基本学术原则也受到广泛的质疑。另外,传统主义者反对政府对大学的学术事务进行监督和干预,认为这危害了学术自由,不利于大学追求永恒知识使命的实现。博克认为,传统主义者的观点,无疑指出了当代美国多元化大学中存在的许多危险和弊端。但他同时也指出,传统主义者的不足在于他们只是竭力去揭示和说明这些弊端,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可行的建议。囿于大学自治的传统,过分强调大学的自由和原则,传统主义者期待建立的似乎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大学,认为大学不必关注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将满足国家对专业化培训和专家建议的需求和责任推托给职业学校、咨询公司、应用型科学研究所或其他机构。这在博克看来,是一种过于极端化又带有某种理想色彩的解决办法,对于身处现代社会中的大学是不切实际的。
对比传统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的观点可取的成分要多一些。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激进主义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大学的生存环境与传统大学已大不相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形成的内趋力已经将整个社会连接得像一架高速协调运转的机器,大学活跃在社会舞台的中心,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激进主义者主张大学勇敢地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生活,积极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责任,与政府和企业一起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引导社会改革,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部分激进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一样,也认识到大学在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责时,会遭遇许多潜在的危险,他们也敦促大学断绝与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机构在有害的开发活动中的联系。但是两派的动机却截然不同,传统主义者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外界力量的介入,维护大学基本学术功能的质量,这是值得肯定的。相反,许多激进主义者却很少顾及大学的这种价值理想,他们的抗议部分是为了强化大学的道德地位,避免与具有破坏作用和进行非人道活动的外部组织形成共谋关系,有的则是为了推进社会的改革。激进主义者的观点,在博克看来,虽然也带有几分幼稚和不切实际,但他们对大学的社会责任的评论还是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他们也批评部分公众对多元化大学成就的过度赞美,并试图从学生的利益出发提示管理多元化大学学术资源的道德危害,这些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走出象牙塔是一种必然趋势,现代大学不能回避和抗拒。克拉克•克尔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大学内外部事务的界限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再也不能简单地说这个是外部事务与大学无关,那个是大学的内部事务和别人无关了。”所以汲取传统和激进两派观点中的合理成分,正确认识现代大学的地位和功能,对于理解大学的学术原则和社会责任十分重要。虽然学术原则和社会责任常常使大学处于矛盾中,但是,博克认为,这两者之间并非不存在“交集”。为了有效平衡两种角色的关系,现代大学要做到的是,一方面要尽量避免外界过分干涉学术事务,维护学术自由和保持高学术水平,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到大学内外不同的价值观念,充分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寻求能够尊重和兼顾各种利益的恰当的反应方式。博克指出,在寻找“交集”的过程中,现代大学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受到种种限制,虽然显得有点狭窄,但这种空间总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大学要学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敏地做出适当反应。克拉克•克尔说:“博克为现代大学在新环境下做决定建立了三项基本原则,并将它们运用于存在广泛争议的九个方面。这三项基本原则分别是:保护学术自由、保护大学自治和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学术自由,博克沿用了传统的定义,大学自治的定义经博克修改强化了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第三项‘考虑社会的需要’很大程度上说是一项新的原则,建立在不损害前面两项原则或大学的统一性基础之上。如何将这三项原则结合在一起,就得依靠审慎的判断了。”